莫斯科祝寿风波：毛泽东的房间内被装了窃听器？(1)

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一次是去莫斯科，另一次还是去莫斯科。第一次去莫斯科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当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这件事，告诉苏联大使说，我当时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斯大林却不想签，故意回避我，不见我。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这样一来，我就生气了，决定不再做任何事情，呆在别墅里。后来我同科瓦廖夫和费德林谈话，话不投机，他们建议我到各地去观光。我坚决拒绝，回答说宁愿在别墅里睡大觉。”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告诉他说：当时斯大林还在你的屋子里安了窃听器。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他的对第一访苏的说法也进一步增加了火药味，说那次与斯大林吵了几架，斯大林火了。有一次打电话时吵了起来，斯大林当时就把电话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既然没工作可做，那我的任务就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请他去告诉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算恨透了我。”但“他们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想转个弯。”他甚至总结出经验来了，说是“跟斯大林这样的人就要斗，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 毛泽东和斯大林究竟怎么了？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斯大林在订立新约问题上出尔反尔，毛泽东顿时有了挫折感 1949年12月16日下午，即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六小时以后，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双方当即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在经过一段简短的问答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不是祝寿，而是提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也很痛快，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需要弄清楚，究竟是应该保留1945年苏联政府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还是暂时不动它，宣布将来进行修改，亦或我们现在就要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呢？ 毛泽东明显倾向于签订新条约的情况，发生在共产党的新政府成立以后。 1949年11月上旬，毛泽东即通过斯大林派在他身边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他在谈到访苏目的时明确提出，希望访问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以便签署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东欧访问，一个月的时间去苏联南方养病。8日，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表达了访苏的愿望，并特意再度提到了条约问题。由于米高扬主动地提出过重订条约的问题，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也没有表示过反对，因此，毛泽东显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由于没有得到苏方的及时响应，为了促使斯大林尽快同意签订新的条约，一周以后，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并担负着毛泽东与苏联大使联络任务的李克农，并非无意地对苏联外交人员提到，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他解释说，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说它“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毛泽东不了解的是，这个时候斯大林对修订或重订条约的利弊开始有了更多的考虑。 在12月16日当天的谈话当中，斯大林对毛泽东解释说：1945年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议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至于涉及到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旅顺港驻军及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